論文:淺析自由主義思潮對沈從文創作的影響
論文關鍵詞：自由主義思潮；自由主義；沈從文；
論文摘要：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發軔于五四時期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潮，在經歷了長時期的沉默之后，重新發育并進入中界的視野，并在90年代后期吸引了學界內外更廣泛的關注。因此，在考察自由主義思潮對中國現代文學影響的基礎之上，進一步考察自由主義思潮對沈從文三四十年代文學創作的影響這一個案，也就具有了當下的意義和價值。
一、20世紀上半葉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
二、自由主義思潮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
有學者以為，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發端的五四時期，可視為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開拓期，這一時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更關注的是對自由主義觀念的探討，更注重以自由主義啟社會之蒙，而對自由主義文學的創作觀念及表現普遍關注不夠。到了五四之后，20世紀20至40年代，則可視為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發展期。這一時期，自由主義文學理論的闡述較全面、徹底;出現了如語絲、新月派、現代評論派、自由人、第三種人、論語派、京派等比較典型的自由主義刊物和派別;而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徐志摩、廢名、沈從文等自由主義文學作家，“不僅在觀念上突破了政治、社會、道德等方面的束縛，而且在藝術上努力追求個性的表現，自由的表達”，自由主義文學至此有了實際的突破。
總的來說，20世紀20至4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創作特征，是“主張文學要以‘自由’為核心，以‘人性’的探討為基礎，以純粹的創造活動為目的”，相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現實主義文學、浪漫主義文學，這一文學思潮雖也有其局限性與種種不足，但是仍有其獨特而重要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意義。而沈從文秉持自由主義的文學觀念，所創作的一系列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文學作品，以及其自由、獨立的文學與社會批評姿態，都說明了自由主義思潮對其創作的影響。
三、自由主義思潮對沈從文及其創作的影響
(一)“鄉下人”自我認同的確立與堅持
很多學者指出了沈從文“鄉下人”的自我認同對其創作的影響，而自由主義理念與沈從文不同尋常的人生經歷的契合與互動，則為沈從文形成這樣的自我認同帶來了重要的理念上的支持。
在《從文自傳》( 1931年)里，沈從文對其早年經歷頗多記述，由之我們不難發現，童年的逃學經歷，青少年時期的行伍生涯，以及故鄉湘西的風水，都對他有深刻的影響，并養成了他“對于一切成例與觀念皆十分懷疑，卻常常為人生遠景而凝眸”的性格。
早年經歷和在閱讀人事這本大書時的遭際，廓大了沈從文的視野和思考維度，并與他接觸到的新思想相互作用—確切地說，也許是自在的性格與主張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理念的互為投契，最終促成了沈從文“鄉下人”自我認同的形成。1936年，沈從文曾這樣評價自己，“我實在是個鄉下人。說鄉下人我毫無驕傲，也不在自貶，鄉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有它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六年后，沈從文對自己的認識仍然不變，他說，“我是個鄉下人，走到任何一處照例都帶了一把尺，一把秤，一切來到我命運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來證實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可以說，如果沒有自由主義理念的影響和支持，沈從文這一不同凡響的自我認同，就不會表現得那么自覺和堅執。而這樣的自我認同，自然對其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
(二)“形而下”生存方式的選擇與影響
〔三)關注“自由”“人性”的文學觀念與創作
1.自由
沈從文充分肯定文學自由表達的價值，目的是為了維護文學的獨立與個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沈從文對當時文壇上浮泛而起的功利傾向與商業化色彩，亦表現出相當的反感，不斷寫文章加以抨擊。1933-1935年，沈從文在《大公報·文藝》上發表了《文學者的態度》《論“海派”》《關于“海派”》等文，引發“京派”“海派”之爭;1936-1937年，他又發表《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一封信》《再談差不多》等文，引起持續約一年多的“反差不多”運動與爭論。這兩次論爭，于沈從文而言，都在要求文學的獨立性，排拒政治與商業對文學獨立性的損害。
2.人性
沈從文自謂“是個對一切無信仰的人，卻只信仰‘生命”’，f8]294確實，生命的各種經驗和形式總是能吸引沈從文好奇的目光，為他帶來莫可名狀的快活和感動;在他寫下的那些優美的文字里，我們能看見各樣的生命像流水一般健康、自然、充溢地流動著。于他而言，雖然“問題意識”不可避免地會在字里行間泄露出來，但是這些形制也許較小的經營卻寄托了題目很大的理想，這個題目就是“人性”。
沈從文曾說，“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確實，沈從文寫于20世紀30年代的《湘行散記》和《邊城》，恰如他最初所期待的，誠實而細心的表現了“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尤其是《邊城》，沈從文自己提及時，也以明快而略有自得的口吻說，“這作品原本近于一個小房子的設計，用料少，占地少，希望它既而又不缺少空氣和陽光。……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小市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有的一分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小說藉自然、優美的筆調，從容敘述了湘西那一隅邊地的經驗與人事、愛與哀樂，見出人性的健康和自在，有著田園詩或牧歌的味道，也正說明了沈從文的努力。
除了牧歌式作品之外，沈從文早期作品，還有一類是關涉死亡尤其是橫死題材的，如《我的》《黔小景》《黃昏》以及《從文自傳》的部分篇什等，讀來令人觸目驚心。王德威曾將沈從文與魯迅此類作品作過比較，面對“砍頭”這一意象，魯迅吶喊、仿徨，幽憤深廣，“有著不能自已的焦慮和恐懼”沈從文寫來卻處變不驚， “既少孤憤，尤乏譏消。”然而，不可以為沈從文面對血腥人事無動于衷，人道關懷消彌殆盡，恰恰相反，“沈從文書寫砍頭的故事，或許是求藉著敘述的力量，化解他不說也罷的生命創痛;但更重要的，因由敘述綿延不盡的寓意格式，他將碎裂的、分割的眾生百相，組合起來”， “在身體形而下的運作或停止運作里，他重新發掘生命不可測的律動潛能”。事實上，這個情境下的沈從文，對于“人性”仍然保持了一貫的注目，而字里行間透出來的沉著與平和，尤見出沈從文特立獨行的風格和個性特征。
(四)信仰“真實”的批評姿態
沈從文曾說，“我不輕視左傾，卻也不鄙視右翼，我只信仰‘真實’。”這樣的姿態和立場，有著典型的自由主義特征。而在他取了這樣一種姿態向當時的文學生態發言的時候，就使他表現得非常突出而特別了。前文述及沈從文在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批評活動，特別是由其引發的“京派”、“海派”之爭和“反差不多運動”，都可看出沈從文這一信仰“真實”、堅持文學自身原則的立場;而在沈從文所寫的關于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等人作品的批評文字中，也可處處發現其堅持以文學標準作為其批評指向的立場及勇氣。
1931年，沈從文在《論中國創作小說》一文中，對當時文壇上的小說家做了一個類似全景描摹式的評價和分析，并不為尊者和朋友諱，個中多有大膽、犀利的意見。比如，他在肯定了創造社幾位作者的作品之后，就尖銳地批評了郭沫若，沈從文認為，郭沫若“在作品對談上，在人物事件展開與縮小的構成上，則缺少必需的節制與注意。從作者的作品上，找尋一個完美的篇章，不是雜記，不是感想，是一篇有組織的故事，實成為一個奢侈的企圖”，他認為，論創作小說，郭沫若不如郁達夫、張資平兩人，是三人中“最壞的一個”，“郭沫若的小說是失敗了的”。可以說，沈從文的這一結論，即使在今天看來也十分尖銳，但也確是客觀而切中肯緊的文學批評，沈從文信仰“真實”的批評姿態由此可見一斑。
抗戰結束的次年，沈從文離開昆明回到了北平。回到北平的沈從文，依然頻頻對現實發言，議論時政局勢、文學觀念、命運等諸方面。秉持自由主義理念，此時的沈從文在向現實發言時，一如既往地選擇了既不同于左傾、也不同于右翼的批評姿態與立場。1946年，沈從文寫成長文《從現實學習》，他說，“近年來有人說我不懂‘現實’，追求‘抽象’，勇氣雖若熱烈，實無邊際。……這個結論不錯，平常而自然。極不幸即我所明自的‘現實’，和從溫室中培養長大的知識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樣，和另一種出身小城市自以為是屬于工農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樣，所以不僅目下和一般人所謂現實脫節，即追求抽象方式，恐亦不免和其他方面脫節了。;在那樣的背景下，沈從文所堅持的這一立場，不免簡單而偏執，但至少是勇氣可嘉的。
1948年，沈從文遭受了一場來自左翼文藝陣營的集中批判，言辭激烈，不斷升級，郭沫若更是發表《斥反動文藝》一文，指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 1949年1月，沈從文陷人“精神失常”;春天，自殺未果;8月，他被安排到中國博物館擔任講解員。從此以后，作為自由主義作家的沈從文在文壇上沉默了。然而，沈從文之放棄寫作，選擇沉默，是出于意識的自覺還是本來立場的完全喪失?應該說，“鄉下人”的頑固依然是不容忽視的—是的，也許自由主義理念與沈從文性格的投契和吻合，依舊在建國后影響著他的思考姿態和生命向度。于是，在重重壓力下，沈從文欲進又退，欲說還休，最后，他還是選擇了沉默，遠離主流的文學話語圈，不再發言，并最終以這一帶有某種象征意味的姿態，再次表明或者說暗示了自由主義思潮對他的深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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