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化視域下的翻譯研究分析
翻譯實踐的這種文化特質逐漸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本文關于文化視域下的翻譯研究。
論文摘要：本文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了文化和翻譯的關系，闡述了文化翻譯理論的發展，提出譯者應在翻譯實踐中注重文化意識的培養。
論文關鍵詞：文化;翻譯;文化翻譯理論;文化意識
一、引言
作為文化傳遞的載體，翻譯活動在人類走過的幾個世紀中可謂影響深遠。i·a·理查茲曾于1953年提出，翻譯很可能是世界史上最為復雜的一種活動。翻譯是兩種語言溝通的橋梁，主要任務是在目的語(targettext)中再現源語(originaltext)的思想內容，也就是文化信息在傳遞中的解碼和重新編碼的活動，以達到跨文化的社會交際、傳遞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翻譯是一種跨語言、跨社會的特殊文化活動，“翻譯從來就不是在真空中產生的”。當今世界科技、經濟和信息網絡的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文化的多元一體化態勢漸趨明晰，翻譯的文化功用日益彰顯，語際翻譯必然是文化翻譯。翻譯研究需要“客觀地考察譯文在特定的歷史文化環境中形成的動因，分析研究社會、歷史和文化因素對翻譯策略和方法的制約，以及譯著對接受文化產生的影響”。
二、文化的范疇
在我們試圖探討翻譯和文化這一主題之前，首先我們來定義一下文化這個概念。文化無疑是一個復雜的現象，它有著豐富的內容。文化人類學之父愛德華·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書中認為：“文化是一種復雜的整體，其中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人們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一切能力和習慣”。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文化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根據《辭海》的解釋，文化“從廣義來說，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來說，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它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結構。文化是一種歷史現象，每一社會都有與其相適應的文化”。薩莫瓦(samovar)也認為，文化是-個民族知識、經驗、信仰、價值、態度、等級、宗教以及時空觀念的總合。文化具有一貫性、持久性，滲透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風俗習慣、服飾禮儀、婚喪慶典、節日禁忌等等。據說文化影響已深埋于人的新大腦皮層之下，成為集體潛意識。我們從生到死，甚至死后的葬禮也擺脫不了文化的制約。
那么翻譯與文化的關系如何呢?南開大學的王秉欽教授曾引用了美國著名漢學家約翰·j.迪尼的話對此予以說明：“每一種語言都從文化中獲得生命和營養，所以我們不能只注意如何將一種語言的內容譯成另一種語言，還必須力求表達兩種文化在思維方式和表達情感方面的習慣。”由此看來，翻譯雖然在基本形式上是一種語言轉換的活動，但是還涉及到許多的文化因素。
三、文化翻譯理論的發展
翻譯實踐的這種文化特質逐漸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如何在翻譯活動中，全方位、多層次、多側面地考慮并考察文化內涵，尋求語言文化中的翻譯問題和翻譯中的語言文化問題的統一呢?
20世紀70年代，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一佐哈爾(itamaeven—zohar)在后期俄國形式主義的代表人物坦屜亞諾(tynjanov)的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多系統論(polysystem)。坦尼亞諾認為文學作品不是簡單的素材和寫作技巧的堆積，而是由不同成分所構成的系統。所謂的文學作品、文學類型、文學時代、文學或文學本身，實際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這些特征的價值取決于它們與網絡系統中其他因素的相互關系。因此，文學研究必須置于共時和歷時兩個維度之下來進行。從共時研究的角度觀察，文學似乎是一個和諧、平衡和靜態的系統;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文學內部充滿了沖突和變異。文學的演進和發展在于系統內部持續不斷的、陌生取代熟悉、創新取代傳統的運動。而佐哈爾又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理論，認為文學以及文化等社會符號現象都是一個開放式的多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抽象與具體的現象之間存在著各種關系，這些關系可以歸為三類相互矛盾與對立的概念：中心與邊緣(centervs.periphery)，經典化與非經典化(canonizedvs.noncanonized)，來源與目的(sourcevs.targei)。這些矛盾著的現象相互斗爭，保持著此消彼長的狀態共處于一個系統之中，維持著系統的現狀，推動著系統的發展。并且佐哈爾將長期被人輕視的翻譯文學重新定位，提出翻譯文學也是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分析了三種能使翻譯文學處于中心地位的社會狀態，我們應該根據具體情況來判斷翻譯文學是處于中心還是邊緣地位。佐哈爾傾向于引入時間因素來分析影響翻譯文本之外的社會文化因素。評價翻譯文本時要將其放在大的社會文化語境下，考慮到社會文化歷時的演變和發展，分析這些因素對翻譯文本造成的影響，而決不以價值判斷為準則來預先選擇研究對象。顯然，埃文一佐哈爾發展了俄國形式主義的觀點，把系統的概念從文學作品內部推廣到了整個民族文學、文化的構成。
之后，佐哈爾的學生吉迪恩·圖里(gideontoury)又在多系統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描述翻譯學。他引進了“常規”norms)概念，即社會文化對翻譯的約束力。他認為常規是解釋社會活動的最根本的概念，是社會秩序賴以建立的基礎，也是解釋文化、翻譯活動的關鍵。譯語文化中的社會規范(socialnomrs)和文學慣例(1iteraryconventions)制約著譯者的審美趨向并影響譯者所做出的具體選擇。圖里的描述性翻譯研究主張接受并承認所有既成的翻譯結果，探索影響其形成過程的所有社會歷史因素，以及翻譯作品在目標語文學系統中所處的地位和產生的作用，并對此進行全面的歷時性描述和分析。在圖里看來，語言學和美學在翻譯中并不是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是文化意識形態直接影響著翻譯作品的抉擇。描述性翻譯研究可以有效地避免由于審美不同帶來的干擾，客觀地描述所有譯作的特點和價值。這種理論為對多年以前產生的翻譯文學或者是不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同一文學作品的不同譯本進行研究提供了一種很好的研究方法。
1990年，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維爾(lefevere)在其合編的《翻譯、歷史與文化》一書中，正式提出了翻譯的“文化轉向”(culturaltum)的口號。他倆的研究超越了語言，著眼于翻譯和文化的互動，關注文化影響和限制翻譯的方式，研究有關語境、歷史和習俗的問題。他們認為，翻譯研究和文化研究不應割裂孤立，而應相輔相成，在文化平等原則基礎上，盡可能保留源語的文化內涵，從而達到文化共享。根茨勒(gentzler)認為“文化轉向”的提出是“翻譯研究領域的一項真正具有突破性意義的成果”，1]1它標志著翻譯理論研究時代的來臨。謝莉·西蒙也指出：“80年代以來，翻譯研究中最激動人心的一些進展屬于被稱為‘文化轉向’的一部分。轉向文化意味著翻譯研究增添了一個重要的維度。不是去問那個一直困擾著翻譯理論家的傳統問題——‘我們應該怎樣去翻譯?什么是正確的翻譯?’——而是把重點放在了一種描述性的方法上：‘譯本在做什么?它們怎樣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響?’……這種轉向使我們理解到翻譯與其他交流方式之間存在著有機的聯系，并視翻譯為協作實踐，貫穿所有文化表現的種種張力盡在其中。”20世紀的90年代，文化研究從三個方面影響著翻譯研究：1.翻譯作為一種改寫，這是系統理論的一種發展;2.翻譯和性別;3.翻譯和后殖民主義。把目光投向文化層面之后，翻譯研究迎來了一系列的轉變：“從原文中心到譯文中心，從規定性到描寫性，從翻譯過程到翻譯產品，從語言研究到文化研究。”
四、翻譯實踐中的文化意識的培養
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都有著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彼此相互滲透和影響，“文化進化的主要趨勢是趨同，即隨著文化的發展各種文化越來越趨向于統一”。[61但在文化趨同的過程中，不同民族的思維方式、信仰、價值和態度不僅會造成跨文化交際的失誤或誤解，而且也會成為翻譯理論家和翻譯工作者的難題，給語言的翻譯帶來種種障礙和困難。因此，許多譯界學者提出應在翻譯實踐領域加強文化意識，應將文化而不是文本作為翻譯的單位，把文化研究納入到譯論研究中來。.
那么什么是文化意識呢?文化意識就是譯者認識到翻譯是跨越語言文字、跨越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異跟語言文字的差異一樣，可能成為交流的障礙，他在進行語言文字的轉換的同時，還要注意克服文化差異造成的障礙，以保證信息交流的順利實現。為此，譯者不僅要精通譯出和譯人語言，還要了解研究諸多語言背后的文化，并且要在正確翻譯觀的指導下知道在每一具體情況下如何處理文化差異、文化障礙。著名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eugenea.nida)曾指出：“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為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所以，在翻譯實踐中，我們應該注意到翻譯不僅僅傳達語言信息，語言表象下也蘊涵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源語中特有的文化因子可以通過解構和移植加入目的語中。缺乏文化意識的譯者，可能只顧到字面上的轉換而忽略背后的文化問題。
五、小結
翻譯必定受到源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的制約。所以，譯者在翻譯實踐中除了要提高自己的理解和使用語言文字的功底，還應注意培養文化意識，加強對中西文化差異的對比、分析和歸納，從而達到源語和目的語契合，真正實現兩種文化的互動和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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