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就業壓力將達到峰值
就業拐點就要出現，到“十一五”末期，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到800萬人，專家預測：明年就業壓力將達到峰值“就業的拐點很快就要出現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勞動與人力資本研究室主任都陽繪制的“就業人口不斷瘋長造成就業壓力不斷增大”的曲線分析表格表明：2006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將達到峰值，其后處于遞減趨勢，到“十一五”末期，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到800萬人。“‘十一五’期間新增勞動年齡人口遞減的態勢非常明顯，就業壓力相應會減輕”。都陽分析說。
2006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將達到峰值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接受采訪時說，“十五”期間，我國遇到了空前大的就業壓力。“十一五”和“十五”期間差不多，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在500萬到550萬之間，如果農村每年按城市化水平1％提高，就要轉移1000萬勞動力，加上往年失業的，實際上可能有四五千萬的勞動力需要就業。
他說，“新增就業壓力大、轉移就業壓力大、再就業壓力大、總量規模壓力大”是我國就業的特點，未來一段時間就業壓力還將繼續增大。
都陽分析，“十一五”的頭兩年是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最快的兩年，也是就業壓力最大的兩年，“宏觀經濟政策和勞動力市場政策最應關注這兩年”。“2006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將達到峰值”。應對這種情況，都陽建議，需要注意宏觀調控目標和時機選擇對就業可能產生的影響。“十一五”前兩年勞動力供給壓力最大，也是最有可能出現高失業的時期。只有經濟增長目標和就業彈性目標都高增長，才有可能在“十一五”初期出現勞動力供求基本平衡的局面。在宏觀調控過程中要注意，“十一五”初期宏觀調控政策不宜過多地限制經濟增長，通過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創造就業機會。
都陽說，國家要根據就業形勢的變化有側重地推進勞動力市場改革。“十一五”初期勞動力供求關系最為緊張，不僅需要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就業彈性也需要位于高位值。這就要求至少在“十一五”初期，仍然需要鼓勵各種形式的非正規就業；勞動關系管理和其他勞動力市場規則措施的出臺，要審慎地選擇時機。到“十一五”的中后期，勞動力供給壓力減輕，再適時地出臺有關的制度措施，推進勞動力市場改革。“農業部門雖然不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但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聯動，仍然會對整體的就業形勢產生影響。”都陽說，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部門的轉移速度和數量，都受到農業部門和非農部門的相對收入關系的影響。“十一五”初期，要繼續保持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將有利于減輕非農部門就業的壓力。
就業壓力沖頂之后
都陽分析說，“十一五”期間的勞動力供給壓力將逐步減輕，相對于“九五”和“十五”期間，創造就業需求的壓力減輕。“如何應對新增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后的拐點”，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窻說，人口對就業沒有直接影響，就業壓力不是人口多造成的。
相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速增長和人口增長有密切的關系———更具體地是說來自勞動人口規模龐大和比例較高，我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實行計劃生育，計劃生育之前由于出生人口很多，造成人口構成中，處于被家庭撫養的少年兒童這部分比重較大，人口撫養負擔比較重。
實行計劃生育后，國家逐漸減少了少年兒童新生人口數，經過一代人以后，原來比較多的少年兒童進入到勞動年齡人口中，而新出生進入少年兒童的人卻越來越少，整個人口結構出現勞動人口年齡比重比較大的狀況。
蔡窻說，這個狀況帶來兩個對經濟發展非常有利的東西，第一是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也就意味著廉價的勞動力供給，使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競爭中有了比較優勢，就有了競爭力。“人口對經濟增長，對就業其實是正面的效果，還促進了就業。”
蔡窻表示，過去經濟增長很大一部分來自好的人口結構———我們有充足的勞動力數量、有一定的人力資本、有一定技能的供給———可這個條件接下來就要改變：聯合國對世界各個國家人口年齡結構的預測可以看到，中國未來勞動年齡人口供給增長水平慢于發展中國家，甚至比北美、美國和加拿大都慢，“也就是說中國不再是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國家了”。
他說，這種變化必然要求在就業方面，要轉向用人力資本、用勞動力素質替代勞動力數量。
資料顯示，未來我國老齡化程度不斷提高，如果按照聯合國把一個國家65歲以上的人口超過7％就叫作老齡社會，我國在2000年已經是老齡社會了，而且比任何國家、任何歷史時期都更快地老齡化。蔡窻說，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老齡化是在收入很低的情況下老齡化，“意味著我們未富先老”。
未來中國就業問題的出路
周天勇在談到未來就業的出路時說，解決就業要遵循規律，從企業規模結構來看，開始是幾萬人的大企業，后來就是中小企業解決就業。
他說，英國、德國、美國等國家的經驗顯示，65％到80％的從業者在中小企業就業。2004年我國就業率最大的一項是私營企業，其次是有限責任公司，第三就是個體戶，它們占到全部新增就業的80％。“這說明勞動力往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往國有企業里擠，用大企業解決就業的思路實際上是不對的，不符合就業的規律。”
周天勇說，解決中國就業問題惟一的出路是發展自由職業、微型企業和中小企業，中國不可能違背這一條規律。自由職業、微型企業和中小企業的特點是小本、微利、資本有機構成低，但抗風險能力低，承受有關部門收費罰款和攤派的能力弱，大企業罰款十萬可能沒事，小吃店罰幾千塊錢就可能倒閉了。
他說，我國就業者的創業意識很淡薄，國家應該加大教育培養力度，出臺相應的政策鼓勵創業者創業，發展自由職業、微型和中小企業，最大限度地放寬創業注冊登記和行政審批等條件，下決心大規模清理政府部門的收費、執法部門的收費。“我國對中小企業的收費太多了，幾乎政府的各個部門都收費，很少有幾個部門不收費，國家應該建立完善的中小企業體系，建立各種政府基金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形成對中小企業有利的治安和法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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