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應該如何安放

時間：2020-11-19 09:36:26 心理疾病

痛苦應該如何安放

　　世界上本沒有快樂與痛苦,只有一種狀態與另一種狀態的比較。當我們面對痛苦，我們的痛苦又應該如何安放呢?

痛苦應該如何安放

　　人類已經發展了許多不同的方式關聯每個人生活中出現的痛苦。同時，不同的文化也有它們各自對待痛苦的方式。

　　一些文化(例如現代西方世界)相當不能忍受痛苦并以人為的方式試圖根除它(通過鎮定劑或其他種類的藥物處理)。然而，它可能會以某種方式加以回報，使人們過著一種毫無創造性和過于膚淺的生活品質——一種缺少深度和根基的生活。另一些文化為他們的居民提供了更多的訓練，以平靜和莊嚴來忍受不可避免的痛苦。

　　痛苦是人生的一部分。只要有可能，我們當然應該與之斗爭并消除它，但是許多痛苦仍然是除之不盡。現在，要如何對待我們不可避免的痛苦命運呢?

　　最簡單的方法當然就是抱怨(complain)，就是把你的痛苦通過哭泣、大叫或悲啼投射到外部。我們不僅在跌倒和弄傷自己的兒童身上發現了這種反應，在那些遭受強烈的痛苦或根本就不習慣于處理痛苦的成人身上也有此現象。但是，在成長的過程中，大多數人會對他們的痛苦形成一個更為反思的立場。他們似乎在想：我可以如何對待這個痛苦?我應該如何面對它?我應該時時關注它，還是應該忘掉它?我應該感到自憐、生氣還是無動于衷?我應該與他人分享痛苦嗎?

　　我們可以把這些反思細分成四類：(1)把痛苦看作一些需要被控制或征服的東西;(2)把痛苦看作一種可以進入與之對話的現象;(3)把痛苦看作一種積極的挑戰或禮物;(4)把痛苦看作一種你無能為力的命運。

　　在下文中，我們將通過一些例子(那些遭受慢性疾病比如癌癥、多發性硬化癥或關節炎的人)來闡述和討論這四種立場。

　　當一個人染上疾病時，他面臨的不是一件事，而是有兩件事要思考。第一件事是疾病本身所有的醫療方面。第二件事是與他的疾病建立一種關系。雖然，從某種角度來說，疾病對每個人都是一樣的，但是，每個人與疾病的關系卻千變萬化。

　　1.控制疾病

　　首先，讓我們更為仔細地檢視這一觀念——疾病是一個人可以期望得到控制的東西。近幾年來，應對(coping)的概念已經變成健康文獻中的一個標準術語。其基本思想是，如果你受到疾病或疼痛的折磨，關鍵是你如何掌握或管理這種情形以及掌控或應對這一疾病的觀念。

　　這個觀念可以追溯到某些心理學家，他們對一些人物進行了訪談，關于人們如何處理其生活中極度艱難的情境。在此基礎上，這些研究者列出了一張出色的生存策略清單，并稱之為“應對機制”(Kaplan & Patterson, 1993; Sheridan & Radmachter, 1992)。根據這些研究，應對或控制的機制經常聚焦于問題解決，并由這樣一些活動比如規劃、信息收集、損害控制等組成。它也可能用來針對加工或控制一個人的感覺——通過思考一些別的東西，與感覺同在以充分表達之、做白日夢、壓抑一個人的感覺、把自己埋進其他的活動，等等。這個研究項目的最初想法是研究人類身上自發出現的生存或應對機制。然而，今天，應對的概念經常被標準化地使用。常常有人這樣說：“某人非常擅長應對他的處境。”一些研究者已經嘗試抽取應對機制的本質，并將其重新規劃進所謂的忠告，然后再將其提供給病人。

　　但是，這個研究依賴于一個爭論激烈的假設：這些研究把“機制”從其發揮作用的自然人類背景中隔離出來了。當這樣的策略被記錄下來時，它們將作為每個人都能使用的技術出現——同時人類生活就被轉化為一個技術問題。如果醫療保健人員接著教授病人如何使用這樣的技術，便有這樣一個風險——病人將會學到就如他們對待一個儀器或工具那樣的關系來對待他們自己。無意間，醫療保健人員對病人灌輸了這樣的觀點，疾病和疼痛是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被掌控的問題。但是，對于疾病或疼痛來說，這樣的掌控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也是人類現實，有它們自己的生命和邏輯。

　　2.進入與疾病的對話

　　一個遭受疾病折磨的個體面臨的任務是，要找到一種與之共處的方式。他們必須設法查明，這個疾病是否能夠被驅盡，還是它已成定局。他們不得不與這些疾病成為朋友，或至少要與之相識。疾病是一種現象(phenomenon);個體需要進入一場與疾病的對話。對話要求有傾聽。在這個背景下，對話可被理解為一種內在對話(internal dialogue);換言之，是個體與他們自己進行的一個交談。個體的一個部分對另一個部分說，同時另一個部分傾聽;就像當你在叢林里散步時，對自己說這些天的生活過得如何。

　　在這個內在對話中，對話者——交談的對象——不是一個可以被差遣的客體，而是一個活著的實體，有著自己的意志和邏輯。如果有人愿意進入與他們的病的對話，他們不得不虛心地詢問和傾聽，仔細考慮疾病對他們說了什么，探究疾病提出的減輕疼痛的要求，等等。

　　喬恩·卡巴-金(Jon Kabat-Zinn)強烈主張這種方法：“疾病和悲痛的癥狀以及你對它們的感覺，可以被看作是告訴你一些重要的關于你身體或心理的信息……消滅這些信息并拒絕這些信息或對其大發脾氣，不是一種接近治愈的明智方式。我們并不想忽視或打斷這些重要的聯結，它們可以完成重要的反饋回路并恢復自我調節和平衡。當我們患有某種癥狀時，現實的挑戰是看我們是否能夠傾聽它們的信息，真正地聽到它們，并把它們并放進心里”(Kabat-Zinn, 1990, pp. 280–281)。

　　疼痛和痛苦并不能被控制或掌控。但是，如果個體能夠與之相識，他們就建立了能夠與之共處的首要前提。根據梅達?鮑斯(Boss, 1994)的觀點，總的來說，身體疼痛總是一種涉及個體與世界的關系的傷害。沒有哪種身體疼痛可以孤立地來理解，只有考慮到它對整個人的活動的意義才行。因此，要理解一個人作為病人的新情勢，他還需要意識到從總體上看疾病對生活情境造成的影響。

　　與疾病的對話也涉及了個體對醫學診斷的知覺和看法。通常認為，了解一個人自己的醫學診斷幾乎不言而喻是有益的。因此，許多醫生和心理學家都認真地花費精力使他們的慢性疾病患者接受其診斷。

　　然而，我們必須詢問這種方法是否總是富有成效的。誰說不了解醫學診斷的人就不會有一個更美好和更幸福的生活?當然，診斷可能提供了清晰和確定。舉個例子，對于糖尿病來說，如果病人遵照醫生關于改善生活方式的建議，了解診斷可能提供了明顯的健康利益。但是，與此同時，個體必須接納成為病人這個角色。他們認識到，他們此刻已經為其余生設立了一種新的限制。這些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本性的，而且與這個人生病之前相比，可能會降低他的生活品質。

　　3.將疾病看作一種禮物

　　一些人能夠接納他們的疾病，將其作為一個積極的事件，這種對待疾病的態度在外人看來似乎非常令人驚訝。我們來看看下面的例子：

　　一位50出頭的女性被診斷為乳腺癌，她被詢問到，在患上這種疾病之后，是否體驗到自己的心理狀態有所不同。她的回答如下：

　　我感覺我現在才開始活著。而且確實是這樣。要沒有這個病，我無論如何也不會這樣!而且我僅在得到診斷的6個月后就做到了。這是一次真正的挑戰;它不完全是死亡或毀滅。它可能導致死亡——身體的死亡，但是直到此時，我生活的機遇才能得到最大化，如果我允許自己去測量它們的話……但是，對我來說，最有價值的是我已經體驗到了一種巨大的自由。我感到我有權利存在于這個地球上。以前，別人都比我更重要。今天，我把自己看作是人生游戲中與他人平等的一個棋子;沒有更好，也沒有更差。我接納我自己的一切。我發現我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我想做的事，知道我可能會犯許多錯誤并且這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今天，我選擇將我的人生看作一個長期的學習過程。

　　這位女性繼續敘述她的身體如何變得更加敏感，并且，今天她對身體和心靈的體驗與生病之前體驗自己的方式大有不同。

　　早先的.時候，我看自己幾乎像一個小機器人，東奔西跑并且一直腦子暈暈的，總是設法把所有事情弄清楚，譴責自己所做的任何事，還擔心自己的未來。然而唯一不去做的事就是關注當前的時光。這個疾病給了我難以置信的自由;因此——當你的精力不濟的時候——僅僅躺在那兒也是更舒服的。我認為，接納是一個關鍵的詞。

　　這位女性體驗到了她對自己日益增加的接納，并且她真的對此感覺很好。

　　這樣的陳述絕不是僅有她一人。由此而產生的研究(Jacobsen et al., 2000)包含了許多類似的解釋。這些被訪者描述了在生病之前，他們如何對自己苛刻、不看重自己，而如今在患病之后，他們對自己更為接納，并接觸到了更為完整的新經驗。

　　這些被訪者說他們變得更加有活力、真實、開放和自由;他們提升了自己與整個世界的關系，變得更為自我，并且逐漸對這個疾病有了感激之情。從外在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陳述可能似乎極為神秘。健康的人們通常都害怕嚴重的疾病;他們覺得這樣的前景是令人恐懼的，因此無法想象一個人如何能夠對這種局面賦予積極意義。

　　事實上，只有很少的人都能夠對疾病賦予積極意義;這里所寫的并不是暗示有能力這樣做比沒有這種能力更好!每個人都要找到他們自己的解決之道。但是，讓我們想想，那些不在嚴重疾病中尋找積極意義的人們，有時會導致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死去。

　　面臨嚴重的疾病，每個個體都被放進了一個他們被迫做出選擇的情境(Spinelli, 1994)。個體迄今為止將其生活建立于上的意義突然遭到了新經驗的反駁。這種情況下，個體被迫做出一個非常艱難的選擇：要不接受事件的新局面并重新塑造他們生活的意義，這是他們生活所期盼的改變;要不拒絕事件的新局面并緊抓著舊有的意義不放。

　　當人們面臨著這個極為困難的選擇，他們有時會成功，徹底地修訂他們人生的意義和整個根基。這樣做的時候，他們經常發現先前構成他們人生根基的意義(例如，我的職業就是一切;都是為了有一個成功的家;都是為了有個好的表現、受歡迎，等等)此刻已不再重要。現在，這些東西是來自對別人的同化或他們兒童期所受的教育，而不是他們作為自己真正接納的東西。然而，對普通人的心理框架來說，它可能是不合需要或令人恐懼的;疾病為個體提供了一個選擇人生意義和根基的機會，這種人生意義和根基真正屬于他自己。

　　4.將疾病體驗為一種極限情境

　　到現在為止，我們的例子都來自這樣的案例——個體感到至少某種程度的選擇仍是可能的。但是，疾病也可能是無法忍受的并且根本沒有選擇的余地。正如一位女性遭遇的藥物治療副作用，她有時遭受著腹部無法忍受的疼痛。她說這個疼痛：

　　當這個疼痛達到頂峰的時候，我想要被關在這個世界之外，并且我想：不，如果我不得不接受這些，那么我將不接納這個世界。但是，當這個疼痛降低并且不再那么強烈的時候，我又迅速回到這個世界……某天清晨，我沒有疼痛地醒來，那是一種恩賜。然后，我能夠計劃那一天我想要做些什么。但是，如果我處在疼痛之中，我就不能做任何事情。然后我失去了勇氣。而此時正是開始培養勇氣的最重要的時刻。我需要一整天來召喚我的勇氣。為了能理解它，我相信你不得不去感受一些你身上像這樣的東西。我無法完成它。這太難了。后來，我對進入這個場景有一種感激之情。我不知道我感激什么或者感激誰——也許是有點感激我自己：“干得好，凱倫!你仍在這里。”大概是因為我有一顆好奇心。我想聽到更多的歌曲;我想讀到更多的書籍。我想要在叢林里漫步，去做所有那些以前做過的事，我真的喜歡那樣。而且我通過我的窗戶有一個好的風景。記住，從這里我能夠看到這個風景的方方面面。而且我真的對此很高興。這也是與世界相遇的一種方式。沒有這個風景我活不下去。大自然有話要跟我說。

　　這位女性已經處在人力所能忍受的邊緣。她被迫忍受幾乎難以承受的病痛，并不得不接受了這個事實。但是，有時疼痛消失后，她被賜予了一種特別的力量，為她以后的生命活動投注了一道獨特的光芒。

　　對于一個人來說，被迫去面對人力所能及的終極限制，面對他的極限狀態(limit situation)意味著什么呢?德國精神病學家和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闡述了一個關注這一問題的理論，并對正常狀態和極限狀態做出了區分。

　　正常狀態，是一個我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處理的狀態，是我能夠與其他已知狀態比較的狀態;我能夠影響它并能夠與人一起創造它;我可以介入其中也可以退出其外。而極限狀態是由不可改變的事實所限定的。它涉及了我們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改變的。根據雅斯貝爾斯的觀點，它就像我們撞上的一堵石墻。我們無法改變它;只能看清它(Jaspers, 1994, p. 203)。

　　雅斯貝爾斯提到面對死亡以及不得不忍受痛苦，作為這樣的極限狀態的例子。在這些情況下，這種極限或界限無法被移除。從存在主義角度講，承認這個極限狀態意味著與其特殊的性質達成妥協，并且不試圖通過猜想種種現在不會應驗的情境來回避這種現實。“對這個狀態的確定和推測，”雅斯貝爾斯說，“成了一個人實現其存在的目標”(Jaspers, 1994, p. 211)。雅斯貝爾斯對生病而產生的痛苦給予了特別的注意。他說，人們會盡其所能地避免痛苦。他們使其視野變得狹窄;不想知道從醫生那里知道真相;不想承認他們的疾病;不去面對隨之而來的身體和心理衰退，并且不肯接受他們新的社會地位。

　　然而，有一天，痛苦將無法避免地自己呈現出來。那就是極限狀態。雅斯貝爾斯說，直到那時，我才接受痛苦作為我的命運：我悲痛并承認我自己面前出現的痛苦，生活在接受與不接受兩者的張力之中，有時打擊它，尋求減少或延緩它，但是最終我承認這個痛苦是我的，它屬于我。沒有人能夠再次把它帶走。它成為了我的人生。對這種狀態，雅斯貝爾斯用了愛命運(amor fati)這個詞;換言之，你要去熱愛你的命運。

　　雅斯貝爾斯說，沒有悲傷的幸福是空虛的。一開始，痛苦可能似乎與幸福相矛盾，但是從長遠來看——排除痛苦的“幸福”，沒有為深度地感受這個世界、真實地生活騰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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